今井直刚，1931年进入《朝日新闻》社工作。二战爆发前，被调任至《朝日新闻》驻南京分社。时至1937年，以随军记者的身份前往上海，记录下淞沪会战的全过程。上海沦陷后，随日军第六师团一路杀奔至南京，目睹了南京攻防战与城破之后的全过程，并在战后不顾日本各界的反对，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公诸于世，并在远东军事法庭上主动现身作证。又于1956年，出版《目击者的证言》一书，志在揭发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这种无畏且耿直的表现，使其成为当时日本少有良知的作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NHK放送协会对其进行了采访，已经八十多岁的今井直刚头脑依旧清晰，他对记者直言不讳地讲述自己当年的亲眼所见。

他说：那是十二月十五日的傍晚，我和同事中村在分社的门外吸烟，中村用胳膊肘搥了我一下，示意我朝着东边看。我的目光所及之处，是一直望不到头的中国人的队伍。

我问中村，这些中国人会被带去哪里，接着又会怎样？中村笑了笑，耸耸肩做出一个无奈的表情。我知道中村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已经见得多了，所以习以为常了。那些人会被带到“屠场”，然后就会被全部杀掉。

突然之间，一种莫名的冲动涌上心头，我跑进去拿起相机，拉着中村朝着东方跑出。跟随着那只长长的队伍一直来到下关的中山码头。尽管夜幕降临，但借助刺眼的照明灯，依旧可以看清楚那些中国人的样貌，他们有的身穿军装，有的穿着便装，有的脸上布满皱纹，有的脸上挂着稚嫩，有的在默默无声地抽烟，有的在窃窃私语，有的甚至在说笑，但没有一个人在哭。他们或许已经感知到了自己接下来的命运，因此没有人反抗，都很顺从地听从日本军人的指挥。日本军人的手指向哪里，他们就去向哪里，很有秩序，毫不慌乱，如同机械的木偶一样。

一阵沉寂过后，突然响起密密麻麻的机枪声，接着又响起密集的爆炸声，以及潮水般的喊叫声。我和中村试图离着近些，但随即有几个日本军人将我们拦住，他们很有礼貌地阻止我们走近，说是流弹乱飞很危险。

无法接近，就只能远远地看着。中村说，这么精彩的画面，不能拍摄下来真是一种遗憾，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再次看到这样的场面。中村说完这番话，又用一种非常怪异的口气要我跟他回去。我说还想再看一会儿，于是中村就自己回去了。我尽量让自己离得近一些，我要用我的这双眼睛记录下残酷的画面。我看到日本军人用缴获来的机关枪、小炮、炸药包对那些已经手无寸铁的中国人进行杀戮，美其名曰要销毁敌人遗留的军火，实则只为杀掉这些被视为“无用累赘”的可怜人……

十二月十七日的一大早，我和中村带着相机出了门，来到扬子江畔，只见昔日碧波清水的扬子江变成了酱汤色，远远望去如一条黑袋子，江面上飘着难以计数的死尸，男女老幼都有，有的人的衣着看上去很华丽，像是有钱人，有的则衣衫褴褛，有的却连一丝衣服都没有。

再往前走，看到一处码头上到处都是焦黑的尸体，一个摞着一个，堆成了尸山。在尸山间有五十到一百个左右的人影在缓慢地移动着。他们身穿救济会特制的衣服，胳膊上系着一个印有红十字标记的白布，这个标记是他们的保命符，以证明他们是良民，他们是在为白种人工作。

他们此时的工作并不是救人，而是将尸体拖到江边，丢入江中。很显然有人还活着，发出呻吟声，哀求不要被投入江中。但他们对于哀求声充耳不闻，因为在码头的高处，几个持枪的日本军人正在监视他们的工作，倘若他们好心泛滥，那么被投入江中的人就是他们。

我和中村默默地看着，看到他们处理完码头上所有的尸体后，很自然地排成一列，似乎是在等待日本军人对他们下指示。

本以为日本军人会示意他们散去，没想到会是哒哒哒的机枪声，那些人仰面倒地，有的朝前跌入江中。

我和中村这才意识到，那块印着红十字的白布，什么作用也起不到。枪声停止后，日本军人笑着离开，有人还朝着我和中村挥手致意。我和中村谁也没有理会他们，只能无奈地叹气，明明可以留下他人的生命，为什么却非要无情地剥夺，我想了很久也想不明白，或许这就是战争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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