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对敦煌和莫高窟都有所了解，莫高窟的壁画有着极高的艺术成就。但是你可能不太知道的是，莫高窟这座艺术宝库，其实是汉人和胡人，胡汉融合的结晶。

这一讲我就带你看看敦煌的胡汉混融特征，再来讲讲这些特征背后有什么历史意涵，看它是如何带来魏晋南北朝之后中国的一次大复兴的。

敦煌的胡汉互动历史

开始之前，还是先简单地说一下敦煌的由来。敦煌是着名的河西四郡当中的一个，河西四郡是汉武帝时期设置的，从东到西分别是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都分布在今天的甘肃省。

咱们的教科书上经常说汉武帝打通河西走廊是为了通西域。实际上，通西域是个计划外的结果。汉武帝打通河西走廊的首要目的是“隔绝羌胡”，就是把在青藏高原上游牧的羌人和北方草原上游牧的匈奴人给隔绝开。

因为，一旦这两拨游牧者联起手来，对于长安就会有巨大的军事威胁。如果河西走廊能够控制在汉朝手中，则可以对两者各个击破。看一下地图，你就明白这个战略态势了。不过我们要搞清楚，敦煌是在汉朝人的手中获得这个名字的，但在汉朝人来到当地之前，早有游牧者在这里活动了。这里有文字记载的最早期的游牧者，就是我们在上一讲加餐里刚刚提到过的月氏人，之后就是击败了月氏人的匈奴人统治着敦煌地区，直到汉武帝开拓河西，敦煌才由汉朝人统治。所以，不要以为敦煌纯粹是个汉人的地盘，它本来就是胡汉间争夺的地盘。如果没有胡汉互动的历史，根本就不会有名闻天下、令中国为之自豪的莫高窟。

莫高窟的多元文化特征

莫高窟最早的开凿，是在中国北方陷入大动荡的五胡十六国时期。

传说中莫高窟最早的一个洞窟，开凿于前秦时期，大约公元366年的时候，有一个和尚在鸣沙山的山麓看见万丈佛光，就在山对面的悬崖上开凿了一个石窟。不过现在人们只能通过一个石碑上的记录知道这个故事，这个石窟本身已经找不着了。

现在能找到的最早的石窟，是在北凉时期开凿的，也就是公元五世纪初期，离现在也快一千六百年了。前秦是氐族人建立的，北凉是匈奴人建立的，这分别是五胡中的两个。

也就是说，莫高窟的开端，就是在胡人统治时期。

当然了，胡人国家内部也有大量汉人，所以胡人统治时期的洞窟并不一定是胡人主持开凿的。要判断洞窟是什么人主持开凿的，最好的情况是洞窟里直接就写着这是谁家出的钱。

但不是所有洞窟都有这种文字，那就还有一个办法，洞窟壁画的最下部一圈，通常都是这个洞窟的供养人，也就是金主的画像。通过这些画像的服装，大致能看出是什么族群的人。

这次我看了一个北凉洞窟，这个洞窟是鲜卑人供养的，鲜卑是五胡当中的又一个胡族。更有意思的是，这个洞窟的屋顶却是汉人式的屋顶，而壁画的内容则有着浓郁的印度风格和胡人气质。这么简单的一个洞窟里面就融合了这么多族群和文化的东西。

敦煌的大部分洞窟里都有这样的文化高度融合的表现。

最让我吃惊的是一个西魏时期开凿的洞窟，西魏，这又是个鲜卑人建立的王朝。这个洞窟进去之后，先看到正面的佛像和菩萨，佛像旁边有印度教主神梵天、湿婆和毗湿奴的画像，一转头又看见中国传说当中伏羲和女娲的画像，壁画中有一个飞天，却少见地留着鲜卑式的发型，头顶剃秃了，两边留着长发。

这种种差异巨大的文化融合在一个洞窟里，已经很惊人了。更让我吃惊的是，洞窟壁画上还画着一队骑兵，有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风格，这显然是深受亚历山大东征在中亚留下的文化影响。壁画上还画着南方才有的竹子等等景物，这又显然是深受南朝的影响。

相距遥远的中亚和江南，南方的印度和北方的伏羲，居然都在河西走廊的一个洞窟里被连在了一起，这里简直就是汉满蒙回藏多元复合的中国的缩影。

古代中国复兴的两大推动力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就是东汉末年到隋唐之间，中国经历了政治上的大崩溃，文化上的大衰退。

帝国精神的重新复苏，有赖于两个东西的刺激，一是草原上游牧精神的输入，一是从西域方面传过来的其他文化的刺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佛教。

草原上游牧精神向中原的输入，隋唐大帝国是极好的案例。这两个朝代无论从统治者的血统上来说，还是从帝国的精神气质上来说，都是鲜卑游牧者与汉人的混合王朝。

纯从血统上来说，唐太宗李世民甚至只有四分之一的汉人血统，倒有四分之三的鲜卑血统。你听上去感觉充满武侠气的一些姓氏，比如独孤、令狐、宇文、慕容等等，也都是鲜卑姓氏。

没有游牧精神的注入，隋唐帝国雄视天下、气吞万里的气魄是难以展开的。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就说，唐代之所以兴盛，就是因为它能够“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再说佛教，它不仅对于中国，对于整个东亚世界的改造都是全方位的。而我在上一讲加餐里提到了，正是因为河西走廊的绿洲特性，各种文化在当地都有传播，但是没有谁有绝对优势地位。因此佛教才有机会在这里与儒教形成一定的融合之后，再传入中原，否则它根本就没有机会进入中原。

西魏的洞窟中能够看到亚历山大式的骑兵壁画，这跟佛教的由来差不多，中亚的文化以各种方式传入西域和河西走廊。

敦煌因此就像一个密码箱，古代中国的文化之所以在大混乱之后能够复苏，要解读这段历史的密码，就部分地就藏在敦煌的这些洞窟当中。

佛教与游牧精神的深远关联

有趣的是，佛教向中原的传入，与游牧者的统治之间，还有着一种深远的关联。游牧者依赖佛教为自己的统治提供重要的精神基础。佛教和游牧精神这两大刺激中华帝国复苏的要素，就这么勾连起来了。

佛教第一次大规模传入中国，就是在南北朝时期，此前虽然也有传入，但是规模小得多。佛教之所以在这个时期大规模传入，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因，就是无论南朝还是北朝的皇帝们，都想给自己在儒教之外寻找正当性。

再说北边，五胡十六国以及北朝的皇帝们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己是胡人，统治汉人的时候容易面对各种不服，因为儒教很讲究华夷之辨的。虽然儒教说的华夷之辨不是指血统，而是指文化，但是血统还是很容易被人拿出来说事，胡人皇帝们很忌讳这一点。所以，他们就很有兴趣来推广佛教。

比如四世纪初期的后赵，这是五胡当中的羯族人建立的。有汉人大臣对皇帝石虎说，不应该允许百姓拜佛，否则败坏礼仪法度，皇帝就说，我本来就是出身边疆的胡人，有我们自己的祭祀礼仪，佛也是个胡人的神明，不管是胡人还是汉人的老百姓，愿意信就信吧，国家不要阻止。很多胡人皇帝都是这种心理，汉传佛教就在这样一种大的历史环境下传入中原。

在汉传佛教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不仅仅是皇帝，胡人在各个层面都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比如，汉传佛教的奠基人鸠摩罗什，是来自西域龟兹，也就是今天新疆库车的胡人，被前秦大将吕光从西域带到凉州，也就是今天甘肃武威，停留了17年，并在这里形成了思想上的重大进展。吕光建立的后凉被后秦的皇帝姚兴所灭，姚兴又把鸠摩罗什带到长安，鸠摩罗什在长安完成他最重要的译经事业。

前秦的建立者苻氏家族以及后凉的建立者吕光，都是五胡中的氐人，后秦的建立者姚氏是五胡中的羌人。后来鲜卑人建立了北魏，被北魏灭掉的北凉的建立者则是匈奴人，而北凉开启了莫高窟，北魏时代则开始了大规模经营莫高窟。

无论北朝还是南朝，早期重要的佛教传播者和佛经翻译者，大部分都是胡人。包括熟读金庸的人都会知道的达摩祖师，就是个彻彻底底的胡人。

陷入低谷当中的中国文化，就是这样在胡汉交融的过程当中，获得复苏乃至再一次爆发的。

来源：敦煌圣迹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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